「2030双语国家」（Bilingual Nation 2030）政策争议不断，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於3月28日宣布，原「2030双语国家政策」更名为「2030双语政策」。5月28日，行政院长苏贞昌在出席全国文化会议开幕时再次强调：「台湾没有要成为双语国家」。
然而，政策虽已更名，但实质内涵与投入的经费、资源却未改变，双语政策对中小学教育现场的冲击仍是现在进行式。从各级学校陆续发生的各种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现象，全教总必须严肃呼吁教育部及各地方政府，教育不能沦为口号，请通盘检讨、正视双语教学带来的诸多问题。
出席记者会的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廖咸浩指出：不断提高英语地位的政策背后，永远是「提升竞争力」这个口号。但竞争力是什么？是丰富的知识、精密的思考能力、活跃的创造力（不是「英文能力」，更不是「说英语的能力」），而这三者的基础都端赖国民的主要语言能具有「本国精熟」（native proficiency）。
廖咸浩说：所谓「双语政策」会把台湾变成如新加坡一样双语皆陋的所谓的「双语国家」。原因很简单：每个语言的学习时间都不足以达到「本国精熟」的地步。但是语言如果粗陋，就无法有精密的思考能力，更遑论创造力。而这种政策对学科教学的严重冲击更会从根本上阻碍知识的吸收。最后的结果不只是中英文双输的局面，更是学习效果大打折扣、竞争力突落猛降的、乃至阶级固化、认同混乱的多输局面。
台北市明伦高中英文老师陈建州表示：双语教育绝对不是提升台湾英语教育的最佳解方，更可能是一波造成台湾学生学科学力倒退和教育品质流失的疯狗浪。原初双语教育主要是透过母语及目标语的运用解决移民或少数语族的教育问题或是国族认同问题，但台湾英语教育迫切要解决的是：双峰落差与师生比问题、教学环境欠佳，以及未能真正落实听说读写并重的教学与评量。
陈建州强调，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专业受过语言教学理论与实务训练的英语教师进入现场，以提供更好品质的英语教育，而不是让已肩负各领域教学重任数学老师、体育老师或是音乐老师使用非娴熟且不具最佳教学效能的语言牺牲教学品质。
宜兰县公正国小双语教师郑祺怡，本身就是多语使用者，并有丰富国际游学经验，郑祺怡表示非常清楚语言是通向世界的桥梁，衷心希望能提升学生们的视野与国际竞争力，所以实际参与双语教育至今约两年左右。但在这两年当中看到许多应该提出检讨与改进的问题。
1.口号一喊就开始，准备明显不足：教科书及教材研发并未具体到位就匆促上路，没有具体实施办法和评量标准、也没有明确教学指引，基层老师人仰马翻、各凭本事，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此项政策的终极目标。
2.政策未考量教学现场困境：双语课程教授的不是英语，而是各种不同的学科；隔行如隔山，英语教授对於不同学科现场的指手画脚常常让人啼笑皆非。遑论，基层老师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学子，教学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大学教授距离小学、国中的教学现场何其遥远？
3.忽视城乡差距：台湾日常生活缺乏使用英语的大环境，学生方面要接受双语或全英语教育，在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只会有因完全听不懂而放弃的负面效果。其他还有复杂的家庭社经背景及城乡差异等等，都将严重影响双语教育后的学生成就。
4.FET(Foreign English Teacher) 计画背离原计画宗旨：实际教学现场，FET只能与本国籍英语老师协同上课，反而真正需要外师协助的双语课堂却无法有FET的协同；英语老师本身的英文程度与教学能力已经很专业，并不需要画蛇添足加入外师，反倒是双语课堂非常需要外师来提供英语口说环境却不可得。
全教总理事长侯俊良指出，双语政策、双语教学已经对中小学教师甄选、教学现场造成严重冲击，整个政策由上而下推动，配套不足又仓促上路，过程一如20年前的九年一贯课程，教育沦为政治工具，老师感受不到政策对教育专业的尊重，全教总对政策是否造成「双贫乏」？会不会扩大城乡差距？会不会以牺牲部分学生学习权益为代价？表达高度忧心。
全教总指出，双语政策已经明显歪楼，出现国文老师教甄考英文、却不考中文，以及教甄双语开缺与录取率远高於一般缺的现象，充分反映出现场的焦虑，背后则是错误政策与KPI的导引，全教总除了替一般专业科目教师叫屈，更担心独尊英语的结果，浅化了学科课程，最终影响广大学子的学习品质。
侯俊良呼吁教育部正视各界对双语政策提出的批判与具体建议，既然双语国家已经更名，就不要再死抱明显错误的KPI，请务实的看待教学现场衍生的诸多问题，兼顾英语学习与整体国教品质。
拥抱贫乏与平庸：「双语国家」的高烧
■廖咸浩(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
「双语国家」(改名「双语政策」基本上换汤不换药)这个词显然是台湾的独创，这种政策目标更是台湾特有的奇想。然而，主事者却可能对什么叫做「双语国家」或「双语政策」都未曾认真思考过，而政策的负面冲击乃至可行与否恐怕更不在考虑之中。这种政策的出现，不外是出於一种对於现代性的焦虑，其根本的病灶当然是被殖民或半殖民历史造成的缺乏自信（甚至自我仇恨）及现代性崇拜。而现代性输入的管道，则被认为惟英文能之。所以，一般的迷思即是：国际化／现代化等於英文化。英文在今天确实有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身份，然而只要对语言历史稍有了解都知道，国际通用语与帝国霸权一体两面（而与语言本身的「优越性」无关），因此随著霸权的兴衰来去；拉丁文和法文都曾先后长期独霸，但最终都不免陨落，英文自也不会永居霸主地位。因此没有必要为了一时的风潮而以这种异想天开的政策淘空永续的根基。
双语国家政策的第一个问题是母语将更加边缘化。一如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社会，台湾本质上是多语社会。特意标举双语国家的愿景，并以政策之力将资源大举涌向英语，自然会造成弱势的母语益加边缘化。其次，表面上中英并重的政策因语言间的权力关系，最后必然走上扬英抑中之路，而从小便造成认同混乱（可参考张湘君教授专著《我的孩子不会说中文》）。其三，在双语「愿景」的引导下，目前因英文狂热已然扩大的阶级差异，必然更加恶化而更难跨越；香港和新加坡被英语人士垄断统治阶级的现象则是可以预期的恶梦。其四，每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学童花过多的时间学习语言，必定减少学习其他知识与技艺的时间；如果从幼儿园就开始英语教育，甚至可能因为减少诸如玩泥巴的时间，而影响到大脑的发展，更遑论群育美育等的需求。
最后，双语国家政策能否达到规划者想像中的目标——提升国际化与竞争力？国际化若意味著视野的扩大，则与英文能力的关系并非理所当然，甚至独尊英语所造成的英美中心惯性，反而易於窄化其视野，削弱真正「国际化」的可能。其次，竞争力也与英语能力之间有著各种互斥的可能性。语言与思考力及创造力有密切的关系。过去西方相当一段时间针对双语现象（bilingualism）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常见偏向肯定的结论。然而，最近几年则两者无关的结论日渐增多。原因在於双语的状况所在多有，先前的不少研究往往不够严谨，而无法复制。换言之，大量学习外语到底在何种条件之下才能有助於创造力，始终并没有获得厘清。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自然环境而强行以「全英文」教学所制造的所谓沉浸学习，必然会适得其反。不管是要专业科目老师以英文教学，或以英文老师权充专业科目老师，其结果都必然是学科学习受到重创，而英文学习效果也可能更为不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若要大幅度强化英文教学，势必从国文课中挪用更多时数（尤其在低年级阶段）。中文能力因此必然继续衰退，而英文能力也无法有效提升的情况下，其结果便是两头落空；粗陋的语言必然无法进行高阶的思考，当然更无法创造。
总之，我们在反省双语国家(双语政策)的时候，并不是要主张「不学英文（或其他外文）」，也无意贬抑英文的重要性。但如果没有适恰的语文政策指导英语教学的方式，其结果不堪想像。所以，我们关注的是政策，而不涉个人兴趣或特殊才情。政策需关注的议题包括：从几岁开始学？要花多少时间学？要学到多好才「够好」？学习标的是否应有层次及领域的区隔？大量外师是否恰当等等不一而足。最根本的问题是，需不需要因为学英文而做出前述各方面重大的牺牲？如此舍本逐末、一意孤行的政策，长远将造成文化的贫乏与创造力的平庸。这种可以预见的窘境恐怕与主事者对双语国家(双语政策)的天真想像有天壤之别。
▲全教总理事长侯俊良 ▲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廖咸浩 ▲宜兰县公正国小双语教师郑祺怡
▲全教总文宣部主任罗德水 ▲台北市明伦高中英文教师陈建州